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气派的考古学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代表着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第一个高峰。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薪火相传、焚膏继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交出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答卷”，为构建中华文明史、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独献。

  考古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文明的遗存，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系统，可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门学科的繁荣发展、根深叶茂，虽然需要起于累土、不择细流，但要真正立起来，必须要“得其大者”。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考古学要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回答好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学术界形成了对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主导性话语优势，导致了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提并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40多年过去了，中国考古学虽然在重大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学科理论的系统构建思考上，仍然没有超越以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第一个高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关键在于不断增强考古学科的主体性，必须要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要扬弃中国现古学百年发展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因素，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考古学是探索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现古学对中华文明的探索，从来都离不开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命运的观照。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考古学，决不能躲进象牙塔、置身世局外、关门搞研究，而要结合学科特点、发挥学科优势，积极主动回应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在阐释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探索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规律，在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和博物馆交流等各领域，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交流合作，为保护人类文明贡献中国力量。

  要大力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复合型高水平考古领军人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衡量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禀赋，助力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开放包容、互信互鉴、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考古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考古学怎样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需要考古工作者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文化资源，考古学要科学回答好人民之问，就要走与人民相融合的学术道路。

  考古工作本来就根植于人民，所发掘的都是先民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样也必须面向人民，直面群众需求，让考古学科的成果和价值走进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要“让文物活起来”，善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策划沉浸式、互动式的考古成果展示，使文物古迹成为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生动课堂和鲜活教材。“让遗址会说话”，深入阐释大遗址的文明深度和历史厚度，有效贯通考古学的“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薪火相传、焚膏继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交出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答卷”，为构建中华文明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独献。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不断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深入、走向世界。北京田园洞遗址4万年前人骨DNA分析以及许家窑人、灵井人、马坝人等中国古人类化石高分辨率CT技术研究，为揭示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思路新线索。浙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稻米和北京东胡林遗址的万年粟黍粒是东亚地区农业起源的重要物证。浙江良渚古城的系列重大发现，不仅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突破了文明社会“三要素”的传统判断，构建了“文明”定义的中国标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多元一体”格局和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

  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考古学，要强化使命担当，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古力量。主动发挥学科优势，坚持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物基因，萃取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扎实构建中国考古学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努力建设浸润世道人心、展示华夏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影响人类思想发展的世界一流学科。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应奋发有为，书写出不负历史、不负时代的考古答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